《末代皇帝》:北京最后的探戈

萨莫拉

【导读: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的《末代皇帝》拍摄完成后,引起世界影坛的极大轰动,该片一举获得1988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乐等9项大奖。

对《末代皇帝》的成功最为敏感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人了。香港《文汇报》曾以“贝尔托鲁奇的‘启示’”为题发表文章,质问,“我们中国人也拍过此类题材,但为什么却又受到市场局限,在国际上打不响名堂呢?明摆着的同是溥仪题材,落到贝尔托鲁奇手中则变得不同凡响,名利双收;落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难道真的不行吗?不行的主要原因在哪里?难道贝尔托鲁奇真的是神仙?为什么别人有勇气拿出两亿港元来投资?……这里的启示实在太多。……大陆影坛有才者、有志者不少,中国人什么时候跑去意大利拍部《达芬奇传》或《伽利略传》?……”

《末代皇帝》拍摄至今已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先不论我们是有能力拍出《达芬奇传》,单论我们自己的历史题材影片,也没有一部能像《末代皇帝》那样能打入世界影坛。——看来,我们对贝尔托鲁奇的启示还并没完全领会。

三十年前,《美国电影》杂志曾刊登约翰鲍尔斯撰写的文章《北京最后的探戈》,文中详细描写了贝尔托鲁奇拍摄《末代皇帝》的幕后故事。三十年后,这些幕后故事对我们领会贝尔托鲁奇的启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比如,怎样选择一个伟大的故事,应该如何拍摄历史题材影片等。布彻】

《末代皇帝》的制片助理维伦纳鲍尔迪奥,同参加拍摄这部影片的大多数人——从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到彼得奥图尔等演员—样,不可避免地谈论中国多于谈论这部影片。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是这样巨大,这样丰常,和其他国家这样不同。确实如此。《末代皇帝》其实有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一位世界闻名的西方电影导演需要重振声威的故事;另一个则是关于东方文明的故事,这一文明已经“解放“到足以让这位西方导演到中国来找寻它。

图片:1987年,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和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在北京拍摄《末代皇帝》

贝尔托鲁奇在吃着盒装的鸡盖饭,边吃边谈:“在拍完我最后一部影片《一个可笑男人的悲剧》之后,意大利和它的观众第一主义使我如此沮丧,以至我不可能在那里再拍另一部影片。我需要到某个能够给我灵感和鼓舞的地方。我很高兴现正拍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片,因为中国人相信历史和变革。《末代皇帝》描述了一个关于社会变革的故事,这部影片从封建时代拍到目前时代。它描写一个人——溥仪的转变,从中国皇帝变成一个普通公民。《末代皇帝》是一个伟大的故事。”

《末代皇帝》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虽然它并不是贝尔托鲁奇原来的第一选择。他原来想把安德烈马尔罗1933年写的小说《人的命运》拍成电影,但后来发现这部以1927年上海起义为背景的小说今天仍然会碰到许多政治上的痛处,因此只好放弃这个念头。而溥仪的自传《从皇帝到公民》则不会如此。因为这本自传的主题:溥仪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比当年坐在皇帝宝座上更为自由。

经过两年讨价还价,的政府接受了《末代皇帝》,同意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协助,并且允许贝尔托鲁奇成为第一个进入紫禁城皇宫拍摄影片的西方人。

贝尔托鲁奇的这部影片,正如片名所暗示的,描述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并不辉煌的一生。溥仪1908年三岁时登上皇帝宝座,后来受到革命的再教育,59年后作为一个园艺家与世长辞。在这两者之间,他曾在紫禁城中与妃嫔太监一起生活,被废黜后成为一个花花公子;在满洲国充当日本人的傀儡皇帝;被俄国人俘虏送进中国的监狱,最后被改造。溥仪的一生是一部奇怪的史诗,因为他是一个被历史愚弄的人物,他经常作为重大事件、组织机构和制度的枢纽,但从来不能对这些事件、机构等等有任何作为。

贝尔托鲁奇说:“对中国人来说,溥仪的一生更多的是一个道德寓言,而不是一个历史故事。”贝尔托鲁奇为何会被这个范围广阔、曲折多端的故事所吸引,这也是易于理解的。这个故事让他的歌剧式的风格有充分发挥的机会。

《末代皇帝》不仅描写了贵族的衰微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冲突,而且抓住了贝尔托鲁奇在《英国教教徒》和《巴黎最后的探戈》等影片中曾经成功地探索过的主题:个人反对主观和历史力量的斗争,这些斗争残酷地把人扭曲变形。但是,由于贝尔托卢奇所有作品背后都有着心理上的压力,它们便具有感情丰富的自传的性质。探索贝尔托鲁奇选择题材时富有刺激性的动机是一件很有诱惑力的事。

的确,人们可以从贝尔托鲁奇的经历和溥仪这个失去了自己的王国、在绝望岁月中追忆往日光荣的人物之间引起联想。1964年拍了《革命之前》,1970年拍了《蜘蛛的计谋》,1971年年推出了《英囯国教教徒》—贝尔托鲁奇30岁出头已经有了辉煌的经历。接着,他完成了《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年)。这是一部集轰动、丑闻、流言蜚语于一身的风行一吋的影片。1973年,这位有着惊人才华的32岁的电影家似乎有可能统治世界影坛直到21世纪,

可是,贝尔托鲁奇的艺术生涯遭到挫折。1976年,他耗费巨资拍摄的影片《1900年》很不卖座,尽管这部影片内容的丰富和抱负似乎有可能使它成为1977年的最佳影片。下一部影片《月亮》(1979)是一场灾难。而1981年拍的《一个可笑男人的悲剧》虽然好一些,但还不够好。整个电影世界流传着贝尔托鲁奇疯了,艺术上崩溃了,在接受不可思议的精神治疗等种种谣言。有人甚至对贝尔托鲁奇是否还有可能再拍一部好影片公开表示怀疑。

《末代皇帝》以它庞大的预箅和使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性画面向贝尔托鲁奇提供了十多年来第一次奏起的探戈舞曲,再次宣告他具有独特才华的机会。这样一个好机会,对于大部分主要参加者来说也同样充满着巨大的压力和危险:制作过《毫无意义》和《战场上快乐的圣诞节》的英国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正期待着他的影片首次在美国获得成功;演员尊龙 (他扮演成年的溥仪)由于他演出的《冰人》和《龙年》引起非议,迫切希望证明他能拍出一部受观众欢迎的影片;而海姆戴尔影片公司则差不多罄其所有购买了《末代皇帝》在美国的放映权。

《末代皇帝》一片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能吸引众多的观众,特别是美国观众。否则,它只是另一部艺术影片,一部耗资2500万美元,雇用了 19000名临时演员的讽剌剧。尽管人们不应当坚持认为贝尔托鲁奇和溥仪彼此相似,但如果贝尔托鲁奇在沉默六年后东山复出的这部影片归于失败,贝尔托鲁奇末代皇帝那么很可能意味着贝尔托鲁奇再也不能够得到这样充足的财源,他将滑到微不足道的境地。 .

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公众广场之一,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物质上的象征。的画像从城楼上俯瞰广场。穿过,你就进人一个不同的历史时代。紫禁城位于北京中心,面积为25英亩,周围有护城河以及厚达50尺的朱红色的城墙环绕。紫禁城中有六座大宫殿,共有9900个房间(只有天堂才有一万个房间)。它是过去的特权的表现,是一个丑恶的社会秩序遗留下的优美的纪念品。

贝尔托鲁奇在欧洲报界发表谈话时多次说过:“这是好莱坞永远不敢建造的布景。”

在炎热的十月的某一天,贝尔托鲁奇深入皇帝私人的迷宫,在慈宁宫附近拍片。阳光灿灿,从戈壁沙漠吹来的尘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些灰尘剌激人们的喉咙,造成本地人频频吐痰的习惯。每隔几秒钟,就可以听到“咳一吐”的声音一个爱说笑的来访者把这种使人脊骨僵硬的吐痰声称为“中国的国歌”。

在这样的“歌”声中,穿着满清朝服的中国男女踮起脚尖走过地面上纵横交错的电线。扮演溥仪的苏格兰籍家庭教师的彼得奥图尔,个子高高,腼腆而白净,脸带笑容走来走去。似乎没有任何人比奥图尔在中国更快乐了。他和本地人一起骑自行车,颇为内行地谈论各种各样的寺庙,并且,为拍摄一部纪录片做准备。他计划要朝拜孔子的出生地。当一位英国记者问他是否信奉孔子的学说时,奥图尔回答说:“我比孔夫子的门徙更加糊涂。”(在英语中,孔子门徒与糊涂两字谐音)——这种笑话在伦敦会使人大吃一惊。

连续几个星期努力使用英语拍戏,贝尔托鲁奇累得两眼发黑,但他情绪仍然很好。他孩子气地露齿而笑,生气勃勃,象父亲似地同女演员陈冲谈话。

按照脚本,今天要拍的戏很简单——一段对话,一点音乐,然后每个人都返回旅馆。也许摄制组有足够的精力晚上去法国马克西姆饭店跳迪斯科。没有人能够肯定普通中国人是否准许进入马克西姆饭店,因为没有人进去过——三杯威士忌酒就等于普通中围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但是拍片进入第二个月,演职员就明白了。贝尔纳多也许的确需要拍一部轰动一时的成功作品,但他不打算改变他的拍片方法以获得成功。也就是说,他喜欢自发性。(他说过: “出人意外是令人高兴的。”)他把他和他的妻舅马克佩普合作的脚本只看作是粗略的蓝图——他迫求更丰富的更即兴的创造。

他说,“你拍片时,正像发掘这部影片的潜意识:你并不十分知道你正在做什么,但你是在寻找一种感情。”

今天,贝尔托鲁奇在陈冲(她扮演溥仪的妻子)和另—位女演员合着《老人河》的小提琴声翩翩起舞的即兴表演中找寻灵感。这场戏在日后完成的影片中很可能只是一个装饰音。就这样,两位女演员连续几个小时反复排练她们的双人舞;贝尔托鲁奇设计摄影机移动的路线; 摄影指导维托利奥斯托拉罗调整灯光;临时演员走来走去;而小提琴则10次、20次、30次演奏《老人河》。 这一场短而又短的戏拍了很长时间。

在影片幵拍初期,摄制组20个英国成员大部分被贝尔托鲁奇即兴拍片的热情弄得疯疯癫癫。这种热情似乎不仅不是英国式的,而且是彻头彻尾艺术家式的,是他的又一个欧洲大陆的癖好。现在,在某些服装被通过了几个月之后,贝尔托鲁奇又认为这些服装不对头,并且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要求更换这些服装时,摄制组的成员已经不以为奇了。

中国人对贝尔托鲁奇的行为,也有一些意见。一位香港出生的演员解释说:“中国人把自己称为中央王国,并且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办事,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同其他人打交道。因此,当3000个临时演员,穿好服装,在炎炎夏日之下站在布景前面的时候,贝尔纳多来来回回对镜头,就是没法拍摄。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去掌握。”

贝尔托鲁奇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点没有人怀疑——毕竟他拍过《巴黎最后的探戈》——但摄制组成员还是希望他的工作方法更像斯托拉罗。这位摄影指导以他的内行和技艺镇住了摄制组每一个成员。斯托拉罗从来不是进人布景才开始想怎样把影片拼凑起来。相反,在幵拍前很久他就对每一场戏进行綜合的计划和准备,以便影片明、暗、彩色变化显得逼真。

斯托拉罗的事先计划是贝尔托鲁奇即兴创作的先决条件。这位摄影指导说,没有事先计划,“你得到的只是普通的摄影。那又何必跑到中国来呢?”

斯托拉罗最好的摄影作品是分別同贝尔托鲁奇和弗朗西斯科波拉合作完成的。他同贝尔托卢奇合作出了《英国国教教徒》和《巴黎最后的探戈》;同科波拉合作拍摄了《现代启示录》和《心上人》。斯托拉罗喜欢同向他提出不同意见的导演合作。他同贝尔托鲁奇心平气和地就计划性与自发性问题展开争论,但他们都了解,计划性和自发性二者都是必要的。他们知道,计划和直觉的联姻将会产生最伟大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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